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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马克斯备忘录《不确定因素2》

作者 | 霍华德∙马克斯

来源 | 橡树资本
转载自 | 东方Times

原文翻译:

在之前的备忘录中我曾数次提过自己有时会在定稿之前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些新内容。这次则并非如此,在《不确定因素》一文刊发两周后,我妻子南希 (Nancy)给我看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及其潜在续章的出现,促使我为前篇备忘录补充这篇后记,我将补充一些想法,其整体上都与预见性这一主题有关。


无人知晓未来如何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科学教授马克·里拉 (Mark Lilla)上周日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精彩文章的标题。(您可能还记得我之前关于人们倾向于高度评价认同自己观点的人的讨论。所以我也不否认,之所以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很可能也是因为它证实了我在《不确定因素》中所阐述的很多观点)。以下是该文的部分摘录: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经写道,最好的先知者其实就是最好的猜测者。这似乎就是对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的定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
但这是人类一直无法接受的事实。当人们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总是希望听到权威的声音;由权威人士告诉他们将会发生什么,应该如何做好准备,并安慰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似乎天生就无法适应不确定性。卢梭说法并不算很夸张,他认为,对于真正重要的事件,我们宁愿做错也不愿意拒绝相信一切………
除了我们刚刚开始初步了解的冠状病毒的实际生物学特性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多少人患病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开展病毒检测的方法、如何治疗以及在疫苗开发的进展方面的幸运程度。
关于以上因素的决策结果将限制雇主、市长、大学校长和体育俱乐部的所有者们在重启各项活动时的可行选项。他们的决定将反馈到我们自己的决定中,包括我们投票决定今年11 月份谁当总统。而大选的结果将成为对未来四年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
疫情令我们明白对未来肩负重任;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知识不足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和预期后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先知者和预言者无法满足人们对预见未来的需求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可预先了解并确定的东西越多,控制权就越多,这是一种错觉。人类希望自己能洞悉未来,但真相是,我们只不过是在大雾中用拐杖慢慢探索着前行。
当前,保持谦逊对我们有利。这也许有助于我们认清一个事实:我们一直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让先知者和预言家们退休吧。

里拉的文章汇集了《不确定因素》和我近期其他几份备忘录中的多个主题:


 • 人类非常渴望预测并驾驭未来,

 • 动态可变因素对于预知未来的局限性,

 • 我们通过自己的决定影响未来的能力,

 • 未来每项进展的不可预测性,

 • 因此,预测是徒劳的,

 • 接受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这一客观情况非常重要,并因此,

• 保持智识谦逊的普遍重要性。


像这样的文章以及我在上一篇备忘录中引用的其他文章,应该可以把这些观点讲得透彻明白了。但人们很少会完全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在不了解未来的情况下作出决策。

未来就像路径依赖


预测者的行为就好像未来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足够聪明地辨别它。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所有人(以及许多其他影响因素)正在通过我们的集体活动不断地创造未来。
里拉在他的文章中表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新冠疫情之后的未来。只有我们度过疫情并创造后,未来才会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可能会预测未来,甚至可能会正确地评估今天的条件和行动可能在未来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只有在今天和未来到来之时,所有人为及其他因素对所预言的未来未造成任何变化,才能证明这种预测是正确的。因此在这里我要重述前文引用的里拉文章中的内容:
有多少人患病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开展病毒检测的方法、如何治疗以及在疫苗开发的进展方面的幸运程度。
它不仅取决于病毒会如何表现、变异、传播、对温暖天气和感染作出反应,而且还取决于我们重启经济的速度、重启经济之后人们的表现以及届时病毒会如何发展。胡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简要介绍了这些问题在另一个领域的运作方式:
人们经常要求经济学家预测经济的发展方向。但预测经济需要先预测政治人物将要做什么——而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的了。
政治人物的不可预测性,只是如今令未来变得复杂的众多变量之一。我们不仅无法预测人们的行动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对疫情的发展影响及其对经济影响,也无法预测人们何时会采取这些行动——这也同样重要。

到底相信哪个专家?


在备忘录《不确定因素》中,我从埃里克·安格内尔(Erik Angner)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其中最有趣的一点之一是:
缺乏执行任务所需认知技能的人,通常也缺乏评估自己的表现所需的元认知技能。不称职的人处于双重劣势,因为他们不仅无法胜任,而且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摘自《行为科学家》,4 月13 日)
从定义上讲,那些缺乏特定领域专业知识来做出卓越判断的人,也缺乏正确评估他们自身水平的能力。正如我提到的,他们正成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说的预测者:“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在重读我的备忘录时,我意识到我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大多数人不仅不具备卓越的专业知识,并对此不自知,此外,他们搞不清楚哪些人具备这些专业知识。这很关键:你可能必须是首先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弄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领域的研究都要经过“同行评审”,即专家评审(不要与指其他外行人的“同行陪审团”相混淆)。
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宏大问题出现时,谁来负责解决呢
答案不可能是“专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两难选择:
至少在总统级别上,治理国家需要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在不同的竞争方案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比较简单的问题在到达白宫椭圆办公室之前就已经解决了。科学数据和公众情绪都无法正确解答政府官员所面对的问题。这两者都很重要,且必须纳入政治领导人的判断之中,但却不能替代“做出判断”这一至关重要的行为本身……
不仅仅是在危机时期,总统的工作本就是频繁听取专家们的不同意见,并负责在不同的专家意见之间作出选择,并在机遇与危险之间规划前进的路线。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实践智慧,即判断专家意见的专业知识。……… (摘自《光有专家还不够》,5 月16 日-17 日)
如今,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被有关迅速重启美国经济的大量相互矛盾的观点所包围。但我认识到,不仅我对此话题的看法没有多大价值,而且我也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来确定谁的观点有用。我只知道,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选择一名观点与我一致的专家,让确认偏见影响我的决定。
此外,在考虑专业知识时,我们必须谨防社会中的一些危险倾向:


• 将一般性的情报与相对于特定领域事实相关的知识相混淆,

• 将事实与卓越的见解相混淆,

• 将专业知识和洞察力与预测未来的能力相混淆,

• 认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以对所有领域的知识都很了解,

• 认为富人和成功人士都具有以上特点。


因此,正像我在之前的备忘录中所描述的情况,在我出国旅行时,经常有人问我对东道国的经济及其潜力的看法。“为什么问我?”我问道,“你住在这里”。仅仅因为我对投资和美国有一些研究,为什么就认定我也一定对其他领域和国家也有深入的见解呢?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医生或公共卫生官员表态反对迅速重启经济的决定。相比大多数人,他们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新冠病毒并知道如何应对。他们的建议可能会让大多数人活下来。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是经济学家,因此我们应该假设他们只是从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他们可能没有考虑过重启经济的重要性,也没有想过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则在谈论重启经济的必要性,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深度停摆对经济的损害。但他们对人类生命的代价又了解多少?并且当然,世界上并不存在可用于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算法或者可以接受的流程。这是一个关乎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专业知识。


我最近读了一篇常被引用的自由派律师和法律学者的文章(由于我一般避免针对性的反对个人观点,因此在这里就不做引用了),他在3 月中旬预测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将不会超过500 人(后来他发现分析中存在统计错误,向上修正到了5,000 人)。尽管他承认自己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宣称比医生更了解进化论及其对病毒的适用性。在保守的时期,他的观点显然被赋予了重要意义。


记者本身并不是专家,他们必须咨询专家之后才能撰写文章。但他们如何选择和辨别他们所引用的专家观点呢?他们的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确认偏见及他们想得出的结论所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当我对一个主题越了解时,相关媒体报道给我的印象就越为逊色。


同样地,获选的政府官员很少情况是在他们必须做出决定的领域中的专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专家。但是如何选择专家呢?是否会咨询不同党派的专家?我最近读了一位保守派参议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暗示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如何权衡重启经济和最大程度减少感染方面存在分歧。如此笼统的(也许是不科学的)概括更可能是一个妥当的观察结果,还是只是源自意识形态分裂的智识偏见的一个例子?


因此,(一)真正的专业知识资源是匮乏的且范围有限;(二)专业知识和预测能力完全是两码事;以及(三)我们都应该谨慎选择听取何方观点并对他们的观点给予何种程度的重视。


还有一点,正如里拉所写:“当人们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总是希望听到权威的声音……” 。因此,他们倾向于过分相信受欢迎的“先知者”。当他或她被证实是不尽人意的预测者、是普通人时,他们就会开始寻找下一个“先知者”。他们从不会说:“我想预测是行不通的”。我对这个情况也持同样观点,包括那些追寻无需冒险或付出努力就可以获得收益的人。


一个生动的例子


最后,以类似的方式,我想提一下协同基金(Collaborative Fund)的摩根豪瑟(Morgan Housel)在5 月19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是一位富有见地的评论员,其哲学和行为观察都引起了我的共鸣。
他在文章中讲述了两个朋友的故事,年少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去度假胜地界外区域冒险滑雪。一天,他的两位朋友要再滑一圈,他没有去,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夺去了这两位朋友的生命。以下是他的总结:
我不知道Brendan 和Bryan 的死是否真的影响了我的投资方式 。但这件事让我明白,风险其实包含了三个不同的方面:

 • 你被打击的可能性。

 • 遭受打击的通常平均后果。

 • 遭受打击的极端概率(尾部)后果。


前两个很容易理解。第三个最难懂,且通常只能通过实际经验才能领悟。


我们知道滑雪时会冒险,也知道越界滑雪是错误的,并可能会被抓住。但在17 岁的年纪,我们能意识到的冒险后果其实就是教练可能会对我们大吼大叫一顿,以及我们当年的季票可能会被取消。


但我们从未想我们会付出最终的代价。


但一旦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你就会意识到,概率尾部后果(即低概率、高影响力的事件)才是最重要的。在投资中,风险的平均后果构成了每日新闻头条的大部分内容。


但真正改写历史的是风险的尾部后果——例如疫情和萧条。它们才是决定性的。它们才是您应该重点关注的全部。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一直在争论经济风险是否意味着联储将利率设定为0.25%或0.5%。然后在短短两个月内,有3600 万人因病毒而失业,这太荒诞了。


尾部事件才是决定一切的。


这就引出了与投资相关的其中一个巨大的难题。由于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基于过去的模式进行推断。“过去的模式”是指过去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以及类似的严重程度。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一)不可能发生与过去情况并不相同的事件,以及(二)未来事件的严重性和后果不会比过去更加糟糕。虽然我们把过去的“最坏情况”当做指导,但没有理由将未来的情况局限于过去的经验。然而如果不依靠过去所了解的最坏的情况,那么我们对于如何投资资本或如何生活就一无所知了。


多年前,我的朋友里克·凯恩(Ric Kayne)指出:“金融史上有95%的事件发生在正常值的两个标准差之内,而所有有趣的事情都发生在两个标准差之外”。可以说,泡沫和崩盘都属于两个标准差之外,但它们是创造和消灭最大财富的事件。我们无法事先了解它们的性质或规模,也无法了解罕见的外因事件,例如疫情。


我在2001 年写了一篇题为《你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未雨绸缪》的备忘录。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如果无法预测,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换言之,如果最严重极端事件和最有影响力的外因事件无法预测,我们又如何能够为之做好准备?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这些事件终究会发生,来做出准备,并且在经济发展和投资者行为导致市场更容易受到意外事件的破坏时,更加谨慎地构建我们的投资组合。


这种推论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曙光:虽然我们可能无法预测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应对未来时无能为力。


2020 年5 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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